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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

我于1924年12月4日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原光化县)薛集镇秦集大郭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原名郭廊清,又名郭清廉,后改文学笔名葛苓。从40年代末至今,除极少个别至友知道我的原名,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我叫葛苓。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家境在郭庄还算过得去,由于兵荒马乱,世道日下,我们家也渐渐每况愈下,直到穷得丁当响。我兄弟两个,还有两个姐妹实在可怜,成了穷人家当地重男轻女陋习的牺牲品,在她们刚出生的一瞬间就被溺死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哭泣声摇移了整个村庄……当我长大成人听说了这件事后,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后半生对人性的感悟,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关爱与此都有联系。

据母亲讲,在哥哥还只四岁的时候,曾被土匪绑架过,母亲打听到土匪头子姓刘,与娘家沾点亲戚关系,就只身勇闯匪窝,颇有当年杨子荣之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也舍了些银子,救出了我哥哥,成为当地流传的一段美谈。

哥哥大我好几岁,等他中学毕业后,凭得一手好字,给一个财主家作管账先生,婚后生有一女,名郭佩芝。

1938年,我才14岁,因受抗日宣传的鼓动,冒称16岁(这与我们郭家人高马大的遗传基因有关)在国民党通信兵团当了兵。当时,在国民党部队里,还保留着旧军阀的所谓体罚制度,刚去不久我不小心丢失了一支枪,受到十军棍的笞打。那个所谓下令要人教训我的国民党军官,激起了我内心无比的仇恨,这的确是埋下了我憎恨国民党的种子。

抗战期间,部队在桂林时遇到共产党地下党员范真(学淹,福建老区人)。后又到恩施,作为学习情绪尚未低落的中学生,我几乎受了他的革命教育为时达三、四年之久。由于范真等地下党人的活动,我们经常能阅读到大批在国民党军队里严禁的革命小册子、报刊杂志。范真实际上经常与延安联系,我当时不仅能为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已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发展对象。

1941年,我们部队正好在重庆,见证了日本人的血腥和残忍,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期间日本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每次空袭前我们都要躲进防空洞,1941年6月5日18点,日机突然夜袭重庆,缺少准备的市民闻警后仓惶涌向就近的防空工事。当晚,蜂拥挤进位于较场口的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三段防空隧道的避难者达六千多人。这次空袭,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空袭长达三个小时之久,五个多小时才解除空袭警报。在严重超员和长时间的”疲劳空袭”下,由于隧道内避难人数超过容量,加之通风不畅,许多避难民众窒息、践踏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据当时埋尸体的工人说,用了20辆卡车,一天一夜才将尸体运完。以此计算,死亡人数在12000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其现状惨不忍睹。

不久,父亲去世,又不久哥哥得了猩红热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42年,随着父亲和哥哥的相继去世,家里日子越来越难以维继。

老家母亲和寡嫂拖着一个几岁的女孩无法面对生活,托话要我回家,当时我已经小升了几级,顺带了一个勤务兵请假回家看看,在家人的哭泣要求下,凭着电台的特殊技能,受骗考进了一个说是不离开老河口的财政部缉私处电台。1944年,老河口沦陷,部队还是离开了家乡。我曾三次被派往日占区:随县、安陆和老河口作地下情报工作,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也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

由于在国民党部队里,我一贯左倾,所以在抗战胜利后不仅没有升官受勋,反而成为第一批资遣的对象。在家呆了一年左右,1947年,迫于生活不得不又利用驾轻就熟的电台技术到伞兵总队电台工作,并先后数移其位。在这其间我的交往对象仍是一些共产党地下党团员,如:

  1. 解放后《长江日报》的邰克勤;
  2. 解放后武汉市交通局的李泽沛;
  3. 解放后湖北大学《中学语文》主编孙昌前;
  4. 解放后《河南日报》文艺部编委朱藜路。

我喜欢写文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的处女作是在五战区由碧野主编的《阵中日报》上发表的。我还给共产党进步报纸,由老作家李蕤主编的《前锋报》撰稿;给武汉老诗人曾卓、天风主编的《大刚报》撰稿。1948年,我曾与青年朋友张国香(现江夏区文化馆作家)在他父亲的帮助下带着电台准备在襄樊国共交界线以南到处寻找突破口,投奔解放区,但因国民党岗哨太密太严而终未能成功。

大约在解放前夕,我就作主把家中唯一的还只有14岁的侄女郭佩芝送到解放军部队里去了,1958年转业分配到湖北省话剧团当了演员。她在部队表现相当不错,但由于我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她的个人婚姻,她人长得非常漂亮,一位后来升至为将军人向她求婚,被组织上强行制止了。这种打击至使她一直精神出现严重扭曲,虽然她后来也成了家,但这种心理阴影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影响最终导致家庭破裂,也导致她精神失常,造成了另一个人间悲剧。

在国民党兵败溃逃之际,多数人(像我这样级别的)逃往台湾,而我却在武汉解放前三个月离开了国民党部队。1949年五月,武汉解放,我与大多数市民在马路旁迎接解放军进城,几天后,《大刚报》上就刊登了我的文章《热闹与热烈》来表达我和武汉人民一道欢迎解放的心情。

紧接着,我与新婚之妻双双考入中原大学(为快速培养党的干部而建的学校)。在中原大学一进校,我就向组织上彻底交待了我的历史,赢得了学校领导的好评。我一向都是积极分子,曾任过戏剧组长、学生委员等职。经过一年多短期的学习和锻炼,我被分配到武汉市市总工会工作。在工会工作期间,也受到领导的好评。儿子出生不久,我那时显得异常快活,感到非常幸福,其中也包括家庭的温暖。

但是好景不长,镇反前夕,正当我在办公室伏案写诗的时候,市总工会黄民伟部长叫我去和一位公安局的同志重新交待一次我的个人历史,谁知原来把我当成了军统潜伏在大陆的特务,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我郑重地予以否认,他们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交待,通过一个非常逻辑化定式下的结论:你为什么不跑到台湾去?是的,你表现得非常进步,所有潜伏下来的特务都会伪装进步。这种逻辑就像当年把大批回国支援国家建设的专家视为间谍一样,国外那么好,为什么回国,不是带着任务,叫人怎么相信,实在是荒唐之及。

因为怎么也找不到证据,四个月后的一次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做公安工作,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表示服从分配,静等通知,谁知一等就等了三年半,1953年春,等到了判刑八年的宣判,送往北大荒,一宣判我就口头申诉,出入太大,请政府慎重再查,结果石沉大海,很久以后的日子我们才知道这种判决是根据上面文件按在国民党部队的军阶划定的,并有一定的比例。

1959年,我刑满释放,但关系还在东北兴凯湖,家里已有很大的变化,爱妻张文瑲为了下一代的安宁而与我违心地办了离婚手续,儿子九岁,老母亲还跟儿子他妈住在一起,我即赶回家探望,儿子他妈张文瑲也已是裕震子弟小学校长,她幼稚地认为:既然人都放出来了,以后就不会有事了,同意复婚。不久母亲去世,我又回北大荒去办理手续,1963年我彻底回来了,那知以后的日子更可怕,刑满释放犯、历史反革命等帽子一直压了一辈子。家里特别是儿子受到的影响非常严重,文化大革命怎么熬过来,那个时代的人都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后,我要求平反,街里干部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帽子,无反可平。当然,原来法院的判决并未更正。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后来我也作过努力,但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坚持不懈一遍、两遍、三遍……十遍、二十遍、甚至五十遍、六十遍地上诉直到彻底平反。一遍不行我也就再也不去想它了。这也就是我落了个盖棺不能定论的悲惨下场。